爭辯是否值得并不在于是否成功、是否浪費時間，而在于這爭辯是否有時代意義。

　　真理剛貼出廣告叫作：不許懷疑-顧城

　　讀罷這兩句詩，也許你會忍俊不禁，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你明白，真理，是永遠經得起人們質疑的。那些上帝的寵兒便是在按部就班不許懷疑的生活中，與歷史、與權威爭辯，從而發現了真理。

　　可以說，人類社會的進步，大師巨匠的杰作，無一不是在爭辯中成就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有部經典作品《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變故后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真面目以及自己所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對丈夫說完“我是一個人，和你一樣的一個人”后毅然選擇離開。1879年娜拉“離家出走時的摔門聲”驚動了整個歐洲，亦在后來驚醒了“五四”之后積極探索中國命運和出路的知識分子們。可就在所有人高呼“娜拉萬歲”的時候，有一個人站了出來，他發出曠世之問：娜拉走后怎樣?當得出的結論是“回來”或“餓死”的時候，眾人才明白，只有婦女經濟獨立才有可能成就娜拉。那個喚醒沉睡在幻夢中的人們的人，就是魯迅。我想，當魯迅先生與易卜生的思想碰撞，并質疑眾人的歡呼時，魯迅先生心中想的絕不是“我永遠沒法改變那群群體失智的人們”，而應是

　　“我是有理的，我的爭辯有意義”!

　　由此可見，爭辯是否值得并不在于是否成功、是否浪費時間，而在于這爭辯是否有時代意義。喬治·奧威爾的《1984》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對未來世界的爭辯，雖然這爭辯似乎被波茲曼以“娛樂至死”一錘定音，可誰又忘卻得了奧威爾的那句“我愛老大哥”?春秋時代百家爭鳴，是一場文化之爭，任誰都無法說服誰，無人能改變另一人的想法，可我們仍說這是極有意義的-正是這種“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的態度成就了如今我們所看到的繽紛的中華文化。

　　生命的意義在于賦予生命意義的過程，爭辯何嘗不是如此?波德萊爾道:一個浪蕩子決不能是一個庸俗之人。當今世界會有多少因為自覺無力發聲而放棄爭辯的人呢?我不得而知，但那句通俗易懂的諺語“我做什么未必成什么，但我什么也沒做，于是什么也沒成”深深印刻在我心中。八街九陌的世界何其之大，我爭辯了，失敗了，總好過我不去爭一相比于做錯，更不堪的，是無作為。爭辯，是一個人思想、觀點、立場的展現，于是得出結論：一個人在聽到不同于自己的觀點后思考并表達的過程，就是爭辯的意義之所在。于是我享受爭辯的過程：當所有人抬頭仰望月亮，我提出“文青是否也該將滿地六便士作為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當唱響“前進”的高歌，我思考“一個民族對歷史的回望是否也該是極為重要的”?當有志青年立志成為社會機器有用的螺絲釘，我自問“豐盈內心，做一支有思想的蘆葦是否與之沖突”?·····于是在無止境的爭辯中明白：與人爭，與己爭，受益無窮。

　　我同時也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發聲都配稱為“爭辯”：一個只會一味說“你錯了”的人不是在爭辯，而是在試圖實現以自我為中心的暴政;一個不經任何思考，只問“為什么”的人不是在爭辯，也不配稱為學術嚴謹的質疑，這種行為只能被冠名為無知;一個只想著為自身利益而發聲的人亦不是在爭辯，他不過是經過精心打扮甚至偽裝的精致利己主義者······明白何為真正的“爭辯”，便不會認為爭辯無用。

　　都說“多說多錯，少說少錯，不說不錯”，可你會因此不去爭辯了嗎?我不敢妄加斷論，但至少，我會驕傲地說：我會去做。正如我如此努力地反駁那些旨在讓人“放棄爭辯”的人，試圖用我并不太嚴謹且有些稚嫩的文字將我的所思所想說與君聽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